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。石原的谋略，遭到严重的挫折；同时这对策动”九一八事变”的亲密搭档，亦就此分道扬镳了。

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，他们找到了一个”支那一流人物”就是汪精卫。他早就在唱”低调”了；当”宇垣工作”刚开始时，想去说明蒋委员长，放弃”抗战到底”的决心——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，必须卧床休息，便在病榻前面，接见汪精卫。

慰问了病况以后，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。他一向以长于词令见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出现冷场的局面，当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。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，却是神智湛明；见此光景，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，喝一大口，舒口气说：“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，将来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。”

汪精卫默默不答；敷衍了一会，告辞离去；他已知道蒋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，与日本谈和的话，不必再提。但日本方面积极”引诱”的手段，终不免使他”春心荡漾”了。

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，亦就是”芦沟桥事变”将届周年的前两天，近卫销假视事；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、宇垣、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，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。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；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定，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，与近卫及板垣会谈。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”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”的保证函；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，结果改由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。

但高宗武这条路线，还是表面的；另外有条秘密路线，由石原亲自领导，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，早在宇垣、板垣未入阁前的4月间，便跟汪系的梅思平，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，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，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，赤裸裸地提出”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”合作”计划。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”头巾气”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，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；真正的秘密，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。

当然，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，也就是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，以蒋委员长为对手，谈成”中日和平”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；另一方面发觉高宗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，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，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，影响蒋委员长，改变政策，愿意谈和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，未经政府许可，秘密赴日，但回国以后，整理出《东渡日记》、《在东会谈纪录》、《个人观感》3个文件，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，并特别陈明：“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，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。”在日本军部看来，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，因为跟汪精卫的秘密交涉，蒋委员长都会知道；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，同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。

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，深具用心，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对华事变扩大派，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：对外是加速进行对武汉的攻击，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，及冈村宁次的第一军，配合海军第三舰队，分两路进攻，水路十一军自安徽入江西，在九江突击登陆；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，直指汉口。

对内，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；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”对支院”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问题；换句话说，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。

这是个老问题。外交职权之被分割，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，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，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而挂冠求去；宇垣被邀入阁时，所提的4项条件，第二项”对华外交一元化”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。现在陆军旧事重提，而且态度坚决，明明是反对”宇垣工作”的强烈表示；宇垣作了一些让步，提出”对支院”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地区，但陆军坚持如故，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显趋向。这一来，宇垣就不能不辞职；平时为9月29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