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检讨了他的对日
涉，虽是”与虎谋
”却有两方面可谈。所谓”险局危策”充其量只是争取”
息之机”；他说：“铭之主张，其基本之见解：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。日本本
之矛盾重重，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，及知岂不能利用，我已得息之机。”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，以前他说：“我看透了，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；和平则共存。”现在却说：“日本必不能亡中国”无论古今中外，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，则必自亡而后已。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，完全正确；但无法改
，只好说是他的求和，是为求得
邻压境的”息之机”宛转自辩的心情，当然是可想而知的。不过，汪
卫忏悔之余，确有补过之心；而胜于”安福余孽”之只求个人的利益，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，他说他：“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，俾互知其甘苦者：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；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，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
学校之演讲；一为教科书决不
化，课内岳武穆、文文山之文，照常诵读。凡铭之讲词以及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。如近年言复兴中华、保卫东亚，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、复兴中华之余音。”这是很
蓄的话，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
势力逐
东亚而已。却又不便明说；因为一说明了，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的中日三国联盟的主张，便自相矛盾了。病况由于咳嗽频仍，而益形恶化，汪
卫的咳嗽起于夏天，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，
胖怕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哀”；汪
卫一生大言炎炎，只以一着错，满盘输，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，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：他说：“铭盖自毁仆人格，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！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，计非此险局危策，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。幸而有一隙可乘，而国土重光，辑抚
亡，难难余生，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，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？”至于他的”政府”突然”对外宣战”亦知”贻笑外
”？殊不知”弱之国，万无同尽可能，有之则以我为饵”汪卫说他是利用这
情势，作为与日本争主权、争
资之一权宜手段，对英实无一兵一矢之加。接着便谈到”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，得以因势利导”终告实现，这是他可以引为快
之事。当然，这是他的仆人之谈；因为他不会不知
国与中国谈判重订”平等新约”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。“实现重
驻军”的目的，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。汪卫在最后一段中，竟发了对延安的警告：“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，迄今五十年；抗战军兴，亦已七载，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，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，国不可分的主张，不可逞私煽动分裂。其在军人天职，抗战为生存，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，不得拥兵自重，骑墙观变。对于日本，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，于被侵略自卫，并无征服者之心。”提到国父的主张，正好顺便表白，他说：“今兆铭六年以来，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，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，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
张，而不知亡国断之可于俄顷者。”同时，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，”中国目前因中之联合，固可站稳，然战至最后，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，必使我国土糜烂，庐舍尽墟，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，丝毫无补实际。日本则败降之辱，势不能忍，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
，而倾于反之一念，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，仍有大可虑者也。”于
国的”海空两权”但却用了”摇瞻”的字样；即是”遥瞻”还来得及补救，”如能早日觉悟及此，以中国为日谋和之桥梁，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，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戈为玉帛之良图。国父之远大主张，便能一旦实现。”陈璧君的文字，跟她的
情一样，质直勉，自以为是，本不宜曲曲传达汪卫幽微复杂的心情，所以这篇纪录，在汪卫很不满意，觉得许多地方，言不达意；不过他已无力删改，只由护士扶持着，草草写下了题目《最后之心情》，并签了”兆铭”二字。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，他两任行政院长，”
知日方对华，并无整个政策；而我之对日，仍有全国立场。日本自维新以后，号称民主，而天皇制度之下，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，自清末两次得利。固已睥睨于一时；民初对我大肆横欺，至华府会议，始解剖厄，固已碍于英之集
压迫，早
乘衅而动矣。”一是”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，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；其所
涉之对象，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”因此，他如”涉有得，无伤于渝之规复；涉无成，仍可延缓敌人之
攻。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”他的补过之
，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；首先着
于华北五省，说”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。然日既已放松，我当
力准备，俾将来国土完整，无意外变化发生。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
北京，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晋，前年赴东北，颇知北方形势，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。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，常驻华北，而以京沪地区佛海负责，在一年内实现重驻军计划，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。”他这个决定，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，用他的名义向”中政会”提。“拥兵自重，骑墙观变”即指延安而言。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”同志”的”渝方””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，演化至今，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。将来战后两国，能否自动提携，互利互赖，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，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。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，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，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