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满洲怎么样？”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。

“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。”今井答说：“第二个条件是，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。”

“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！”“舒先生”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，断然决然地答说。

“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，不过旧事重提而已。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，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，贵方对满洲国问题，曾有过口头的承诺。经过的情形，我还记得——”

据今井说，1933年暮春，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，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，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；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——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。

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，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；谈到中日邦交问题，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，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，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。

1935年夏天，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；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，专程晋谒驻节成都、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，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他在野各派如头山满、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，细细陈述。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。

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，经过慎重的考虑，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，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，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。

这方案的主要内容，共为4点：第一、东北问题，中国暂置不问。第二、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，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。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；中国停止排日教育。第三、以平等互惠原则，展开经济提携。第四、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，缔结军事协定。

今井追述到此，作了补充说明：“当时缔结军事协定，即是为了共同防共；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，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，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。至于所谓东北问题，中国暂置不问。即是事实上的承认。”

“不然，这是作为一个悬案”张专员又说：“而且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形势根本不同。”

“舒先生”仿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，便故意问道：“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，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，如何处置？”

这一问，击中了今井，也是日本陆军的要害。原来当时谈判之无结果，责任全在军部，近卫与广田外相都愿本此条件，努力进行，但军部坚持，必须中国承认”满洲国”的存在，因而使得丁绍仞黯然而归。但临行时与近卫约定，如果日本方面有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，请近卫派密使联络，而且决定了密使的人选，年轻的是宫崎龙之介，年长一辈的是秋山定辅，都是与中国革命有深厚渊源的朋友。

这些情形，今井当然明了；他不便认错，但更无法强辩不错，只说：“当初是失去了中日和平的机会；希望这种珍贵的机会，不要再从我们手中失去。”

“我们要检讨这种机会失去的原因，以及责任问题。”张专员追询丁绍仞与近卫的约定，复又提出质问：“七七事变发生后，近卫首相认为除了能与蒋委员长促膝深谈以外，别无防止事件扩大的办法。这时想起有两个密使可派，于是征得杉山陆相同意后，派宫崎龙之介到南京联络。结果如何？”

结果是宫崎在神户上船时，为宪兵所扣押；秋山亦在东京寓所被捕，两人的罪名是”间谍嫌疑”几经交涉，只说同意释放，却不履行；根本上近卫与杉山商量，便是与虎谋皮，杉山元在”七七事变”是扩大派，表面尊重近卫首相的地位，暗中是绝不容宫崎去作他的密使的。

今井对其中的曲折原委，完全明了，可是这时候，他除了抵赖，更无话可说；”我不知道这回事！”他说：“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只是传闻而已。”